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历经初创期（1949-1977年）、恢复重建期（1978-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繁荣创新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三个阶段，逐步构建起包含一般管理、系统管理、行为管理、运筹优化、智能管理等20个分支领域的较为成熟的学科知识体系，为全球管理科学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整个科学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学科发展的主要特征、学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等方面系统阐述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学科内涵、学科体系和独立的学术贡献。学科发展呈现四大核心特征：紧密结合中国管理实践，从“两弹一星”、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中提炼本土理论；坚持理论方法创新，形成综合集成研讨厅、灰色系统理论等原创性理论成果；融入文化传承与创新，汲取传统管理智慧并实现现代转化；从中国管理实践出发全方位深化国际合作，促进学科发展。学科为科技创新管理、重大工程管理、产业升级与社会治理提供了系统性理论支撑与技术赋能。未来，学科将聚焦AI与管理深度融合、全球供应链风险管控等方向，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本文构建了已实现SV-MIDAS（RSV-MIDAS）模型框架，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引入其中，实证分析了EPU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以及预测作用。为了估计RSV-MIDAS模型的参数，本文提出基于连续粒子滤波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并利用蒙特卡罗模拟实验验证了该估计方法的有效性。采用月度中国EPU指数和日内高频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成分指数价格数据，对引入EPU的RSV-MIDAS（RSV-MIDAS-EPU）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EPU对中国股市长期波动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EPU水平提高，预期中国股市长期波动率会下降；EPU对股市长期波动率的影响相比月度已实现波动率（RV）对股市长期波动率的影响持续时间更长。利用多种损失函数和模型置信集（MCS）检验作为判断准则，实证比较了RSV-MIDAS-EPU模型与其他竞争模型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样本外预测能力，结果表明：已实现测度和EPU对于中国股市波动率预测具有重要作用；RSV-MIDAS-EPU模型具有更优越的波动率预测能力。最后，通过波动率择时策略分析发现，RSV-MIDAS-EPU模型能够获得更高的投资组合经济价值。

股价同步性的溯源问题是涉及资本市场效率测度有效性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异质性投资者框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究微观、宏观层面的理性、非理性因素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特质信息的融入和个股非理性行为的增强都将弱化股价同步性。市场基本面信息的增加和市场非理性行为的增强将推升股价同步性，且高beta资产的股价同步性相对更高。股价同步性的丰富内涵意味着应用股价同步性测度市场效率是有条件的。以证券分析师的作用为例，本文进一步探讨应用股价同步性推断市场效率的有效性。本文表明证券分析师对股价同步性的缓解作用主要源于公司特质信息融入股价，但证券分析师也将推升部分个股非理性行为。本文基于股价同步性的组成部分重新构建市场效率指标，发现证券分析师能够增强公司特质信息对股价波动的驱动力，提升资本市场效率。本文对如何应用股价同步性度量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股价同步性研究的现实意义提供了建议与指引。

在我国央行不断加强政策沟通的背景下，探讨货币政策相关信息的发布如何影响资本市场，对于防范信息冲击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货币政策公告发布前的股价漂移现象的形成机理及其影响因素。理论上，在连续时间理性预期模型框架中，引入了代表央行沟通的公共信息以及股价对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性，进而分析私有信息、公共信息与股价敏感程度对公告前股价漂移幅度的影响。实证上，采用2010-2022年的A股非金融行业数据进行经验分析，以验证理论模型的含义。研究发现，当私有信息精度越高或公共信息精度越低时，信息不对称越严重，股价漂移幅度越大。机制分析表明，信息不对称会影响投资者的信息获取行为，进而导致股价漂移。调节效应分析表明，股价对货币政策冲击越敏感，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股价漂移越大。

针对供应商、第三方物流服务商（TPL）和平台服务商（平台商）构成的生鲜平台冷链，考虑TPL向平台商融资用于冷链服务创新的情形，探究了TPL融资策略（债权和股权）对生鲜平台冷链运作的影响。研究发现：债权融资下，服务创新成本因子和融资利率是制约冷链服务创新的重要因素，因其上涨会抑制冷链创新水平的提升，降低冷链绩效；自有资金的下降会使TPL受损、平台商受益。股权融资下，服务创新成本因子的影响同债权融资情形，估值水平的上升或固定资产的增加会加大平台商的资金投入力度，激励TPL进行冷链创新，故会使TPL和供应商受益。对比两种融资策略，股权融资将导致更高的平台佣金率和更低的产品销售价格，进而抑制供应商参与股权融资冷链的动力；TPL若以提升冷链创新服务水平为目的进行融资，应参照市场规模大小来确定融资策略，市场规模较小（较大）时，选择股权（债权）融资。数值算例显示，债权融资下各成员及系统利润对产品价格弹性变化较之股权融资情形更为敏感，产品价格弹性较低（较高）时，所有成员均倾向于股权（债权）融资。进一步引入服务创新失败风险，发现在两种融资策略下，均存在一个创新失败率的阈值，当失败率低于该阈值时，TPL才会进行融资，否则，会因融资风险过高而放弃融资；股权融资情形下，抗风险能力随系统参数变化的趋势与债权融资大致相反。

在复杂的群体决策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同专家面临冲突的感知和反应也各不相同。因此，本文借鉴符号-意义-价值（Symbol-meaning-value SMV）空间的思想，将感知-认知-行动（perception-cognition-action PCA）概念整合到冲突空间中，构建了一个以识别冲突感知-识别认知冲突-消除冲突策略为指导的三支群共识模型，该模型旨在解决冲突问题并促进共识达成。对于冲突感知，本文基于群体共识的特点提出感知冲突度的衡量方法，并基于专家之间的冲突感知，进一步识别冲突发起者和冲突接收者。对于认知冲突，本文采用三支冲突分析（three-way conflict analysis TCA）方法，解决专家和群体之间的认知冲突识别问题。对于消除冲突策略，本文基于感知冲突，设计了消除认知冲突的共识指导规则，解决群体共识问题。最后，本文进行了数值实验和稳健性检验，以证明本文提出的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研究为解决群体协作过程中的冲突问题提供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法，有助于提高群体协作效率，促进群体共识达成和改善冲突问题。

针对现有的语言型多属性决策方法未能够同时考虑指标间关联性、指标间均衡性和指标间相互影响关系的情况，定义云加权幂Heronian平均（cloud weighted power Heronian mean， CWPHM）算子和改进的云DEMATEL模型，并提出一种基于CWPHM算子和C-DEMATEL的语言型多属性决策方法，并用于解决企业人才选拔问题。首先，给出CWPHM算子的定义，并讨论该算子的一些基本性质；然后，对传统的DEMATEL模型进行改进，并设计一种基于C-DEMATEL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最后，将CWPHM算子和基于C-DEMATEL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进行融合，在此基础上计算各方案的综合评价值。选取某企业人才选拔问题进行算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能够考虑语言信息的模糊性和随机性，还能够考虑指标间关联性、指标间均衡性和指标间相互影响关系。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突破我国“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刻不容缓。科学精准地识别并形成“卡脖子”问题清单，可以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突破和自主可控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对“卡脖子”技术识别研究进行综述，具体从“卡脖子”技术内涵、特征和识别方法三个层面系统展开。首先，通过与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突破性技术、“杀手锏”技术进行比较，明晰“卡脖子”技术内涵；然后，提出包含五个本质属性和一系列延伸属性的“卡脖子”技术特征框架；最后，总结“卡脖子”技术识别的多种途径、存在问题以及未来趋势。

治理机制可通过抑制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提升组织合作绩效，是医养结合服务合作供给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契约治理机制与关系治理机制对医养结合服务合作供给绩效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医养结合服务合作供给绩效水平提升既是契约产生效应的结果，也与关系效应密切相关，契约治理机制与关系治理机制对合作供给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但二者对直接绩效、间接绩效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契约治理机制对直接绩效可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治理机制对间接绩效可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关系质量在契约治理机制与合作供给直接绩效、间接绩效间均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论，建议依据绩效管理目标，有差别地控制与调整契约治理机制、关系治理机制，选择适当的合作网络治理机制和治理路径，以降低治理成本，提高合作网络资源整合效率，提升医养结合服务直接绩效与间接绩效水平。

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知识关系将如何影响领导过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研究以势科学为基础，关注领导者-追随者二元关系的知识构成属性，提出了“知识势”的概念，将领导者相对追随者的知识势定义为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某一些领域的知识差别与另一些领域的知识联系的乘积，认为领导者和追随者在某一些领域的知识差别越大，而在另一些领域的知识联系越紧密时，知识势就越大，越有助于领导过程的顺利开展。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得出：（1）领导者和追随者在某一些领域的知识差别有助于领导者建立说服过程中的可信度、指出追随者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提供反馈与指导、培养追随者使其提升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2）领导者和追随者在某一些领域的知识联系有助于双方降低沟通和协调的成本并且构建更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3）基于“差别×联系=势”的思想，领导者和追随者在不同领域的知识差别和知识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协同影响领导过程；（4）究竟是哪些领域的知识差别，又是哪些领域的知识联系构成了知识势，取决于情境因素。最后，本研究探讨了知识势对于领导力、团队知识构成以及势科学文献的理论贡献，以及它对组织和领导者提供的实践启示。

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平台数字化赋能和县乡村物流共同配送，针对消费品下乡进村“最后一公里”送货难的现状，提出依托数字化平台的农村物流双层（县-乡-村）在线协作模式。文章构建农村物流多车型双层协作车辆路径问题模型，并采用核仁解分摊联盟协作成本，重点探讨异质车型与村庄分布离散程度对联盟协作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物流企业在线双层协作模式能够降低快递进村的成本，实现农村客户订单的空间位置互补，提升农村寄递物流的配送效率；当某个成员新增一类异质车型时，能够提高协作车辆组合的灵活性，进一步降低联盟与成员的协作成本；村庄分布离散程度越高，在线双层协作模式的效益越显著。

为实现科创效益与经济效益最大化，设计政府契约激励科创平台协同创新。在平台代理方运营能力和配套服务质量双重信息不对称下，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别设计一次性支付与比例分成支付激励契约。基于博弈均衡结果比较不同契约对代理方的激励效果，进而讨论政府与代理方对契约的偏好。研究表明：基于科创与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不同契约在相应情形下均可能成为政府最佳选择；然而从甄别私人信息角度而言，政府应选择比例分成支付分离契约，从激励平台提高配套服务质量角度而言，政府应选择一次性支付混同契约；代理方则需根据自身能力类型作出契约选择，任何能力类型代理方均应规避比例分成支付混同契约。研究结论对政府科创政策设计实施及平台企业运营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电子商务环境下产品质量保证及提升策略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零售平台选择优质产品开设自营渠道是提升电商平台产品质量的新举措。本文以两个销售不同质量产品的第三方卖家和一个零售平台组成的供应链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零售平台自营渠道决策及平台与第三方卖家的策略决策互动；通过对当前管理实践的观察，考虑第三方卖家在观测到零售平台建立自营渠道后可选择切换销售渠道，建立了一个零售平台先行的三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了该博弈的子博弈均衡解。研究发现：当自营成本小于一定阈值时，零售平台开通自营渠道；零售平台的佣金随卖家产品质量的提高而增加，当佣金超过切换成本时，卖家将切换销售渠道；零售平台只可能选择同时保留两个卖家或偏好仅驱赶销售低质量产品卖家的策略，而不会选择仅通过自营渠道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策略。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电子商务的繁荣，但也带来了大量的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在线纠纷，“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成为处理在线纠纷的重要方式。其中，部分电商平台采用以自身裁决为核心的平台裁决机制，另一部分电商平台则通过聘请专家评审团处理纠纷。因此，如何科学选择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进而更好地处理在线纠纷，提升平台收益是电商平台面临的重要决策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斯坦伯格博弈方法，构建平台裁决和专家评审两种机制下电商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博弈模型，研究电商平台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最优选择与决策优化问题。研究表明，电商平台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策略主要由消费者发生纠纷的比例和商家的质量成本系数决定；专家评审机制能够消除平台判决时的主观决策偏差，而平台裁决机制下平台将会制定更高的质量标准促使商家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提升消费者剩余；同时，随消费者发生纠纷比例的增大，电商平台将降低对商家的惩罚。研究结论可为电商平台在线纠纷治理及行业发展提供有益管理启示。

为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部分国内电商平台已开始探索差异化付费会员模式。本文研究消费者会员权益感知与电商平台差异化会员策略的相互影响。首先，依据电商平台提供的会员权益，将付费会员分为统一制会员、订单相关权益差异化会员、订单无关权益差异化会员三种类型，然后从消费者角度出发计算会员体量；其次，求解电商平台实施三种会员策略时对于会员费和会员权益价值的最优决策，分析购物折扣、参考效应、额外权益偏好对电商平台的影响，并得到三种会员策略的适用条件。研究发现：统一制会员下，电商平台为了留住消费者，不仅增加购物折扣，而且降低会员费；订单相关权益差异化会员下，电商平台的最优决策取决于消费额；订单无关权益差异化会员下，电商平台的最优决策取决于参考效应和消费者对额外权益的偏好，当额外权益的参考效应系数较小时，基于订单无关权益的差异化策略是更优选择；电商平台从统一制会员转向差异化会员时，不仅要增加会员等级使参考效应发挥作用，而且需改变原会员权益（购物折扣或额外权益价值）设置，实施差异化会员策略才能使电商平台获得更高利润。

折扣预售是线上销售的主要模式，双因素锚定行为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折扣预售期间，消费者被价格锚定表现出强烈的购买意愿，该阶段产生的高额销量又通过销量锚定效应影响消费者决策行为，对产品的动态定价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在平台销量更新规则的约束下，这种积极影响并非持续，它将在一段时间后消失。基于此，本文在折扣预售背景下，利用多项式Logit模型，考虑消费者被产品的价格和销量锚定，建立n阶段动态定价模型，分析双因素锚定效应和平台销量更新规则对在线零售商产品动态定价、销量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受锚定效应影响，折扣预售更适用于在线零售商的新产品销售，并能够带来预售“红利”。不过，受销量更新规则的制约，这种预售“红利”将在一段时间后消失，在线零售商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消费者估值，以应对之后的销售低谷期。本文的研究结果将为在线零售商的动态定价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基于拼图的存储系统（puzzle-based storage system，PBS系统），是一种新兴的密集存储系统，系统内每个存储单元模块或者是空的或者存有货物，每个货物可以移动到相邻的空货位中。在单步移动假设下，现有的精确算法和启发式算法已经实现了取货过程中的移动步数最小，但却未能有效优化取货时间这一影响系统吞吐量的关键指标。针对多空位PBS系统单任务取货问题，在现有算法解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并行移动的最优算法，即保持移动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减少取货过程的时间消耗。在不同系统布局下通过大量算例进行了数值实验，结果发现：并行移动在取货时间上平均优化10%以上，随着系统规模的增大，优化的比例逐渐增加，但其边际值是递减的；非目标货物的移动次数和空位实际使用数量是影响并行移动的主要因素；算法在中小规模问题中表现出良好的计算性能。

随着不可再生能源的减少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车辆电动化迫在眉睫，电动公交应时而生并已占中国公交总量的59.1%。由于电池容量有限、充电时间较长，充电调度成为电动公交关键的运营管理问题之一。公交的正常运行需要合理的充电调度进行保障，运行调度又决定了公交车进出站和停靠时间，进而影响充电调度。充电调度与运行调度的协同优化能提高公交的整体运行效率，当存在在途充电时，两者的协同优化更为重要。为了规避充电冲突、优化充电计划，本文在给定初始公交进出站时刻表和最大可调整时间的限制下，对公交进出站时间进行调整，建立了电动公交运行时刻表与充电计划的联合优化模型，在规避充电冲突、保证连续充电的前提下最小化充电成本。作为对比，本文还构建了电动公交按照固定时刻表运行的情形下的充电调度优化模型。最后以深圳市的四条公交线路为例展开算例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固定时刻表情形下的充电调度，运行时刻表与充电调度的联合优化可以有效降低充电总成本；同时随着单公里能耗的增加，联合优化模型的优势更加明显。

将卡车－无人机协同配送模型应用于人道主义物流，以配送时间、系统经济成本和受影响人群心理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建立了需求可拆分的卡车无人机协同选址－路径模型。提出带局部搜索算子的改进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通过一组数值实验验证算法性能。以上海市抗原试剂配送为例，将卡车无人机协同选址－路径模型与仅卡车配模型进行比较，发现该模型物资配送效率方面具有优势。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无人机参数对卡车－无人机协同配送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分析，阐述了所提出的模型和算法在实际中的应用。

碳排放抵消机制是碳交易体系的基本要素，其中，国家资源核证减排量（chinese certification emission reductions，CCER）被普遍认为是弥补可再生能源项目正外部性、促进能源产业绿色发展的关键路径。为探究风险视角下CCER项目不同开发模式对开发决策的影响，分别构建分散决策下纯咨询模式、收益风险共担模式以及集中决策三种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开发模式选择的边界条件，并针对分散决策边际效率损失问题设计相应的协调机制，研究发现：（1）当项目开发失败风险大于一定阈值时，收益风险共担模式可以有效降低双方面临的风险，扩大项目开发规模，促进环境改善。当项目开发失败风险处于一定阈值区间时，碳资产管理公司参与收益风险共担模式将获得最优收益。（2）收益风险共担模式并不总是有利于核证减排企业获利，且项目清洁建设水平较低，通过设计最优项目清洁建设水平协调契约、最优项目收益分享比例协调契约，可以促使核证减排企业按照集中模式下的交易价格、项目规模和清洁建设水平开发CCER项目，实现供应链协调。（3）项目价格敏感系数也是影响碳资产管理企业和核证减排企业合作的重要因素，随着价格敏感系数增加，实现供应链协调的参数范围变大，可协调的利润空间变大；面对弹性缺乏的市场，核证减排企业应当谨慎开发，采取稳健的开发策略。

近些年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城市道路交通网络造成严重破坏，导致路段通行能力大幅下降，影响居民正常出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乃至人员伤亡。合理的路网修复策略可以快速恢复通行，提升路网韧性。然而传统策略仅优化地面交通，未考虑快速发展且具有较大潜在价值的地-空协同模式。本文探讨了未来城市中地-空协同模式的应用，构建了结合城市路面交通和低空交通的多模式交通网络。综合考虑路网韧性、维修队调度成本和多模式交通流量分布，本文提出了灾后路网修复双层规划模型。上层模型从规划者角度决策路段修复次序和低空交通配置方案；下层模型为考虑地-空协同的拓展用户均衡交通分配模型。根据模型特点，本文设计了基于节点重要性的自适应大邻域搜索启发式算法，并通过Sioux-Falls道路网络验证了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地-空协同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快速恢复路网交通，提升路网韧性，为重大突发事件后城市路网恢复策略提供理论支持。

城市暴雨极易诱发基础设施损毁、居民受困等大范围、小粒度、差异化的级联事件（urban rainstorm cascading events， URCE），灾害预防亟需全面精准地评估不同类型的URCE风险，但由于样本数据风险特征的不足，模型效果受到限制。本文考虑历史案例对URCE风险特征的全面描述，提出一种基于风险特征溯源的风险评估模型构建方法。该方法遵循由“果”寻“因”基本思路，以风险的情境描述为衔接，利用案例推理从历史案例中抽取风险特征，再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学习风险特征与URCE风险类之间的关联关系，由此完成风险评估模型自适应构建。对武汉市6类典型URCE风险评估的用例结果表明：所提方法有助于通过基于案例的风险特征溯源解决风险评估模型构建的特征不完备问题，由此提升风险评估精度，在风险间区分性和小样本建模方面亦具有较好效果；与传统综合评价、灾损曲线等方法相比，所提方法在小粒度、复杂事件风险耦合场景下的风险评估模型构建中优势显著，更适应复杂风险的精准化管理目标。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部分商品价格暴涨，少数企业会因利益驱使而实施造假行为。为有效解决这一现实难题，本文首先将造假商品分为欺骗性伪劣商品和非欺骗性伪劣商品，然后引入政府、合规企业、造假企业等博弈主体，并通过考虑商品外表等级、质量等级等因素建立博弈模型。在确定合格商品、欺骗性伪劣商品和非欺骗性伪劣商品的市场需求以及最优定价后，对博弈主体收益、政企打假联盟目的、联盟成立条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只有当政府对造假企业的罚款以及检查力度超过一定值后，才能有效遏制企业的造假行为；面对不同类型的伪劣商品时，合规企业应该调整合格商品的定价策略；政府和合规企业应该在商品检查的必经之路处形成打假联盟。

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特征对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动汽车充电的可调节性恰好能够满足这一需求，使得电动汽车并网产生了额外的经济效益。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全年8760小时的省级电力经济调度模型，考虑了电动汽车无序充电、协调充电以及V2G（Vehicle-to-Grid）充电模式，以河南、广东、宁夏、四川这四个资源禀赋与电力荷载各不相同的省份作为典型案例，分析了电动汽车并网经济性与可再生能源波动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风光资源富集且缺乏足够灵活性电源的省份，推广电动汽车与电网协同将更具价值。随着未来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不断提高，电动汽车并网后采取协调充电与V2G充电策略将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即使保有量的同步升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单辆车所带来的效益，但这样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通过对燃油和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以及汽车燃油降耗和汽车商誉进行动态分析，建立一个可同时生产和销售燃油和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微分博弈模型。基于此，分析仅进行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仅进行汽车双积分以及进行补贴加双积分三种不同政策对汽车燃油降耗和两类汽车产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只要在双积分政策中设置一个较高的新能源汽车比例，双积分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燃油汽车的降耗投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的退出虽然不会降低燃油汽车的需求量，也不会对燃油汽车的降耗产生影响，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能源汽车的需求量。只要适当地调整双积分政策，例如确定合适的新能源汽车比例要求和每台新能源汽车的积分值，就可以促进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上升，以弥补补贴政策完全退出的影响，而且这些政策的调整还可以促进燃油汽车降耗；实施双积分加补贴政策后，补贴政策的退出使制造商、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的利润可能下降，也有可能上升，但是其利润的变化不大，因为数值分析结果显示，供应链各方及整体利润水平在两种政策下的差异率仅在0.28%~1.92%的区间内变动。研究成果对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的完全退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的关键之一在于供需关系的维持，因此，本文利用云制造模式的平台优势，研究供需关系韧性的定量提升方法。首先，根据供需双方是否购买云平台的需求预测服务，将云制造服务交易模式分为独立承担风险模式、一方与云平台合作模式和三方合作模式，并利用Stackelberg博弈分别计算三种交易模式下供需双方的最优定价策略。其次，将市场扰动情形下供需双方的利润和损失率作为供需关系韧性的评估指标，并利用熵权法量化供需关系的韧性水平。本文提出在三方合作模式下结合数量弹性契约和成本分摊契约来应对扰动风险，从而提升供需关系韧性的方法。通过数值仿真，说明市场需求变化对供需双方最优定价和利润的影响，分析不同扰动情形下成本分摊契约的合理性，并比较不同合作模式下的韧性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与云平台合作的企业将具有信息优势并获得更高的利润，但仅供应方与云平台合作可能导致供需匹配的失败；结合契约的三方合作模式在合作联盟中分摊了扰动风险，比固定比例成本分摊方法更加有效地提升供需关系的韧性，且提升后的韧性对市场随机需求具有鲁棒性。本研究为云平台提供了一种评估和提升供需关系韧性的方法，有效维持了不确定环境下的供需关系，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提供了新的方法。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逐年大幅增长，充电基础设施不足成为制约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相关补贴政策促使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投资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此外，交叉持股策略在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中被广泛采用，本文基于持股策略和补贴政策，构建由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和电池供应商组成的博弈模型，电池供应商以批发价将电池提供给汽车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再以售价将新能源汽车销售给消费者，分析交叉持股策略和政府补贴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充电站建设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交叉持股策略能够促进汽车制造商和电池供应商对充电站进行投资，但只有当建设成本较高或者建设成本中等且汽车制造商持股比例较低时，持股策略才会提高政府补贴对充电站建设数量的激励效果；当政府补贴预算较高时，交叉持股策略会强化补贴效果；电池批发价和新能源汽车售价均随着汽车制造商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而电池供应商持股比例对批发价和售价的影响呈现出非单调性；电池供应商总能从交叉持股策略中受益，只有当建设成本较低且汽车制造商持股比例低于一定阈值时，汽车制造商才能从交叉持股策略中受益。

充电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是制约广大乡镇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释放的一个关键因素。公共部门（政府）和私营部门（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但目前尚未有文献基于政企合作视角对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最优投资模式展开研究。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博弈模型，考察政府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以及消费者付费三类不同政企合作模式下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投资的效果及其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最优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投资模式选择。研究结果表明：（1）政企合作能够提高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造和运营的投资水平，进而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推广。（2）相比政府付费和消费者付费模式，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不仅具有很好的新能源汽车推广效果，还能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因此是最优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投资模式。（3）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下，随着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造和运营成本系数的提高，最优的充电基础设施建造和运营补贴比例逐步下降，最优的充电服务费逐步上升。本文的研究结论将对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推广及“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集团成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但究竟什么样的成员企业会在企业集团内部“脱颖而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一直备受争议。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优胜者”指数，探讨集团成员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遴选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集团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会遵循“优胜者选拔”的遴选机制，“优胜者”指数越高的成员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频次及规模也越大；企业集团内部竞争越激烈，“优胜者选拔”的遴选机制对成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越强；成员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优胜者选拔”的遴选机制对成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越弱。异质性分析表明，“优胜者选拔”的遴选机制在成员企业产权性质为国有、进入模式为跨国并购及资产规模较大时更明显。本文从理论上有助于厘清企业集团国际化战略决策的微观机理，在实践上为企业集团实施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