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油市场定价能力对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以及要素市场运行机制的健全有着重要意义。为判断上海原油期货的推出对原油市场定价能力产生的影响，本文基于多尺度分析方法构建了时变信息份额模型，实证检验了2001年12月—2020年11月我国原油市场定价能力的动态演变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原油期货的价格在原油市场占主导地位，各市场定价的能力在样本期相对稳定，但也受到重大事件的影响；（2）上海原油期货在上市后获得了28.84%定价份额，已显现出一定的定价能力，但其在整体尺度以及高频和中频时间尺度上的定价能力均有较大提升空间；（3）在不同时间尺度下，原油市场定价能力的演变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在高频尺度上，上海原油期货推出后，获得31.54%的定价权，但并未弥补大庆现货市场定价能力下降的缺口；在中频尺度上，上海原油期货定价能力相对较低；而在低频尺度上，上海原油期货推出后，其定价份额占45.58%，对原油定价产生了显著影响。为提高上海原油期货的定价能力，市场运行机制的改善应着眼于高频与中频时间尺度上定价能力的提升。

网络众包是汇聚草根智慧实现开放式创新的重要途径，然而，诸多众包平台的商业实践表明，参与方鱼龙混杂和作品质量良莠不齐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本文基于网络众包“全支付”特性，构建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从发包方“悬赏力度”与接包方“能力分布”两方面探讨其对参与率和作品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在全支付情境下：①接包方最优竞标策略依赖于其自身能力。②“群体异质性”决定众包激励效应：当接包方群体能力差异较大时，发包方悬赏力度对众包参与率和作品质量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反之，则均有反向激励效应。③依赖于接包方群体能力分布变化，众包激励效应可能呈现不同阶段性特征。本研究为众包平台运营提供重要启示：用户参与率和作品质量可能存在“鱼和熊掌”的关系，须在二者间权衡取舍以实现最优激励。

结合真实链路风险传染的特点构建仿真模型，合理预测担保圈违约风险传染的广度和速度，是实现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的突破口和难题。本文基于担保圈风险传染的有向性特征，构建有向复杂网络，并考虑担保圈的担保、被担保、破产退圈等现实问题对传统SIRS模型进行改进，进一步选取包含32家上市公司和2667家非上市公司的担保圈作为样本，通过案例仿真分析了担保圈中违约风险的传染机制以及不同救助策略对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发现：（1）感染公司峰值对于感染率的敏感性最大，而破产公司峰值对于治愈率的敏感性最大。（2）感染企业入度、特征向量中心度越大，担保圈中企业感染峰值越高，到达感染峰值的速度越快，违约风险传染的持续时间更长。（3）组合救助策略防控效果优于单独救助策略，企业加强自身现金流管理降低感染率是风险防控的关键，而政府救助策略救助效果的有效发挥依赖多方主体配合。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基于担保圈有向性特点进行风险传染模型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模拟我国担保圈的风险传染链路，同时对政府、银行和企业加强风险监测、防控重大金融风险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本文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削弱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性；较高的公司信息透明度或者机构持股比例均会降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控股家族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是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途径。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丰富和补充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对家族企业的风险投资行为给出了更多的解释。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型企业凭借大数据技术优势向入驻商家实施数据赋能策略，帮助平台与商家实现价值共创。本文考虑具有竞争关系的两个商家入驻同一电商平台，平台向商家有偿提供数据赋能服务，运用Hotelling模型刻画市场需求，构建电商平台与竞争性商家间的博弈模型，讨论电商平台数据赋能策略的实施方案，分析两个商家对数据赋能服务选择的博弈均衡，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对结论进行验证。研究表明：电商平台数据赋能服务的收费标准影响竞争性商家是否接受数据赋能的博弈均衡，电商平台应根据不同条件决策是否实施数据赋能策略，在不同实施条件下制定相应的最佳收费标准及最优投资力度。本文为平台型企业大数据实施策略和入驻商家的运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及消费模式逐渐兴起——服务化模式。随着服务化模式不断发展，产生了多种定价方式。本文在考虑聚集效应的情况下，针对共享经济服务化模式中存在三种不同的定价方式：按次收费模式（PPU）和月卡式收费模式（MC）以及两种收费方式并存的混合模式（HM），研究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最佳定价方式选择及不同模式下的最优定价策略，深入探讨不同定价模式下环境友好度及聚集效应对企业最优运营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化模式下三种定价方式均存在使企业收益最大化的最优定价策略；在混合模式下，需求频次较低的消费者偏向选择PPU方式，需求频次较高的消费者偏向选择MC模式，并且降低PPU定价会有效扩大市场规模；当聚集效应较强时，企业应该选择盈利水平最高、环境友好度更高的PPU模式，当聚集效应较弱时，企业应该选择盈利更加稳定的MC模式。

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电动汽车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同于传统物流车辆，电动汽车运营成本受到电池损耗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以电池损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选址与充电策略协同优化问题的整数规划模型。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自适应大邻域搜索的混合启发式算法（SIGALNS），改进算子提升算法求解效率。随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和算法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电池损耗成本的电动汽车网络优化策略有利于降低物流企业运营成本，与其实际需要更为契合。

当考虑船舶在全球范围不同航区的航线上分派调遣时，由于不同航区间距离较长，船舶在不同航区之间调遣航行的时间也较长，而以往采用的在同一航区的不同航线上配置船舶的优化方法不能计入这种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设计了以调遣成本最小为目标的航区间船舶调遣策略，然后以总成本最小为目标，建立大宗工业物资运输运力配置的两阶段混合整数非线性优化模型。针对这一复杂的模型，设计了两阶段求解方法。与直接以总成本最小为目标的模型及对应算法相比，两阶段求解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快速地求得最优解，且问题规模越大，优化效果越明显。研究结果表明，该两阶段优化方法对航运企业跨航区运力配置决策的制定具有更符合实际的应用价值。

随着外卖这一共享经济模式的逐步发展，现在的外卖已由原本的市场扩张阶段转为提升服务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阶段。本文关注于现行主流外卖配送中的移动众包配送模式，探讨考虑订单目的地偏好的外卖众包配送策略的优化。建立了考虑配送系统服务速度、配送员个人总收益和顾客等待时长为优化目标的三个模型，并设计算例对模型进行验证，针对订单匹配范围半径、理想订单分配率以及配送员的基础收益等参数，探讨满足顾客等待时长最小化、配送员收益最大化的配送系统优化策略。仿真结果表明，本文基于排队论提出的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实际外卖众包配送特征，相关结论对外卖行业的运营管理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为探究外国企业（技术授权方）的跨国技术授权与本国企业（被授权方）新产品引入策略，考虑本国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建立本国企业引入新产品前后的博弈模型；进而分析外国企业最优授权合同设计与本国企业的最优产品定价及研发投资决策，考察新产品引入对跨国技术授权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最优授权策略包括双重收费合同与固定收费合同，该结论证明了上述两种合同的存在性。并且，外国企业的策略性授权合同选择不会受到新产品引入的影响，外国企业能够获得比本国企业更大的利润份额。本国企业会有动机引入新产品，这能减小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利润份额分配的不平等，并减小技术授权对本国企业研发投入的不利影响。最后，对原始模型进行拓展，分析本国企业引入低端产品以及同时引入高、低端产品的价值。

针对大健康背景下我国健康服务机构与医疗机构间的转诊等健康服务供应链的关键运营问题，建立考虑消费者效用的健康服务供应链决策模型。基于我国健康服务系统运营实践，构建由健康复杂度与健康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的转诊率函数，分析健康服务机构定价、服务质量以及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决策，讨论转诊服务费对主体决策的影响。就转诊服务费引起的不协调性，给出惩罚契约与成本共担契约协调策略。研究发现：（1）集中决策下，供应链可对健康服务质量、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定价进行同时最优决策；若先决策两类服务质量，则健康服务价格会随两类服务质量的提升而增加；若先决策医疗服务质量，则健康服务质量与医疗服务质量负相关。供应链的服务质量均随健康复杂度的增加而提升，其与健康服务价格均随转诊系数的增加而降低。（2）分散决策下，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除了受健康服务质量降低影响，其最优决策还由转诊服务费决定，但与健康服务价格无关；在给定运营条件下，健康服务质量、医疗服务质量及供应链总利润均随转诊服务费的增加而降低；健康服务机构利润随转诊服务费增加而减小，而医疗机构利润则先增加后减少。（3）在一定条件下，惩罚契约可以改善供应链效益但不能实现供应链协调，成本共担契约可以实现健康服务供应链协调。

应急响应等级是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重要依据。针对复杂不确定情境下专家对响应等级判断存在冲突的应急响应等级决策问题，运用证据理论，通过分析专家面对不确定的风险态度对证据生成的影响及自信行为的量化方式，提出专家的响应等级判断与证据体的转化方法；然后，从证据可信度和专家本身两个层面，提出证据可靠度的测度方法，并基于可靠度进行冲突证据的修正和融合；进一步地，考虑融合结果的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提出了应急响应等级的决策方法。最后，以某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为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结果表明，考虑专家风险态度能够提升响应等级判断的准确性，且同时考虑专家自信行为对提升决策质量是有益且必要的。

疫情下的城市应急医疗设施布局是一类典型的需求不确定下的多阶段、多类型设施选址，以及资源分配和患者转运的集成优化问题，具有重要研究意义。针对该问题，首先，充分考虑了疫情演化的动态时变特征，采用滚动决策法（rolling-horizon approach）将整个疫情期划分为多个离散决策期，以确保应急决策可根据疫情演化进行实时的优化调整；其次，在每个决策期中又考虑了疫情下的真实需求值基于先前预测值随机扰动的情形，构建了一类涵盖方舱医院、定点医院选址并协同资源分配和患者转运的鲁棒优化模型，将其嵌入滚动决策框架并设计动态求解算法。最后，以2020年初新冠疫情为背景进行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

针对传统方法提取文本特征向量存在语义缺失，以及有些文本情感识别任务涉及多分类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基于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和动态集成选择的多分类文本情感识别策略。首先，采用BERT对文本进行向量化处理，针对多分类文本情感识别任务采用OVO分解策略拆分成多个二分类子任务；其次，针对每个子任务采用动态集成选择策略构建分类器集成模型；最后，基于聚合策略获得最终的预测结果。采用公开的影评数据集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相较于传统的TF-IDF与Word2Vec方法，基于BERT模型的词向量化处理有助于提高文本情感识别精度；（2）针对多分类情感识别任务中的每个子问题，采用动态集成选择策略可以有效提高识别效果；（3）本文建立的预测模型性能比其他现有情感识别模型具有显著优势。

在实际新产品开发项目中，决策者通过对项目各阶段收益信息的观测与学习动态调整项目组合选择策略，从而获得更高利润。本文针对新产品开发项目组合选择的动态性以及收益信息的不确定性，首先建立包含选择、继续与取消三种决策类型的优化模型；其次，提出基于在线学习的项目组合动态选择策略；最后，对案例与不考虑学习过程的静态模型进行了对比，并对项目组合的风险偏好与收益信息不确定性程度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基于在线学习的项目组合动态选择策略能够提升不同效益项目之间的资源分配效率，合理的风险偏好能够提升项目组合累积净利润，并且与静态模型相比，动态模型对净利润的提升率随着项目收益信息不确定程度的上升而增加。本文研究可以为企业的项目组合动态选择与投资优化提供决策支持。

数字经济正在深刻变革制造业的基础理念与价值创造逻辑，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时机成为制造商面对的重要决策问题。本文考虑两个由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竞争性供应链，使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制造商数字化转型的博弈均衡与最优策略选择。研究结果表明：任一制造商先于竞争对手实施数字化转型均可实现自身利润、下游零售商利润与供应链市场份额最大化；制造商数字化转型对采用传统技术的竞争对手造成的技术冲击大于技术溢出，削减竞争对手利润并攫取其供应链的市场份额；在数字化转型的策略选择上，两个制造商无论是先后还是同时决策，全部实施数字化转型将产生双赢效应，提升制造商利润并形成供应链竞争的纳什均衡。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认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及市场竞争格局的作用机理。

在电商优惠的背景下，基于信号博弈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社会责任电商品牌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策略互动模型。由于外部市场的限制，本文利用优惠券策略实现信号传递，并关注了电商品牌商成本差异、消费者敏感性和敏感消费者比例对电商品牌商市场优惠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完全信息下，消费者对优惠券的敏感性大于对价格的敏感性时，电商品牌商才有利可图，且电商品牌商收益随敏感消费者比例增加而递增。在不完全信息下，当敏感消费者的敏感性较低时，电商品牌商成本差异越小，低社会责任电商品牌商模仿动机越强，社会责任电商品牌商越偏好选择分离和混同策略。此外，不同于完全信息下的结论，由于信息号传递的成本，市场中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越多，反而可能对品牌商不利。在混同策略下，低社会责任电商品牌商通过搭便车行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本文研究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制造商在碳配额交易政策下的回收模式选择与碳减排策略，提出了四种混合渠道回收模式：（1）制造商和零售商共同回收；（2）制造商和第三方回收商共同回收；（3）零售商和第三方回收商共同回收；（4）制造商、零售商和第三方回收商共同回收。运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求解不同模式下各成员最优定价决策、最优利润和制造商碳减排决策，并对均衡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最优碳减排水平随初始碳排放量增加而降低，随碳减排投资成本系数增加而降低，随单位碳交易价格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当回收价格敏感系数高于特定阈值且回收竞争系数低于特定阈值时，制造商最优回收模式为制造商、零售商和第三方回收商共同回收，否则，制造商最优回收模式为制造商与零售商共同回收或者制造商与第三方回收商共同回收。

针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的问题，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同时存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两国贸易模型。根据关税、交易效率、生产技术等参数变化前后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生产—消费者效用的比较，揭示美国对中国单方面加征关税的影响以及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策略的应对选择。理论与数值模拟结果表明：①美国长期的单方面加征关税会损害两国的利益，加大了贸易条件的扭曲程度；②改善贸易条件、提升进出口商品的生产技术将有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可由此激发国内市场活力，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

以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构成的灰市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分销商参与灰市投机且灰市消费者购买意愿受参考价格效应影响的情形，探究了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对制造商披露策略选择及灰市供应链定价决策的影响。首先，以产品质量信息对称为基准情形，构造了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发现存在一个消费者对低价产品估值上限的阈值，使得低于（不低于）该阈值时，灰市存在（不存在）且系统取得内点（边界）均衡。质量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无论灰市存在与否，均存在唯一的质量披露阈值，使得制造商披露和隐瞒质量时的利润相等，该阈值大小受低价产品估值上限和参考价格效应强度等因素的影响；灰市存在时，制造商无论选择披露还是隐瞒策略，低价产品估值上限和参考价格效应强度的增加将抑制分销商的灰市投机行为；信息不对称并非一定有利于制造商，当且仅当制造商隐瞒质量信息时，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使制造商受益；制造商披露质量时，分销商参与灰市投机会对制造商产生不利影响，而隐瞒质量时，分销商是否参与灰市投机对制造商无影响。

平台经济在我国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而蓬勃发展，平台之间的竞争正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双边市场理论框架下，考虑交叉网络外部性特征分析平台竞争的特点，对新进平台与在位平台竞争下的定价策略展开研究。运用改进的Hotelling模型构建平台竞争博弈模型，以平台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探讨了平台间的用户规模、用户转换成本如何影响平台竞争中的定价策略，而新进平台又如何进行差异化与兼容战略选择。结果表明：用户转换成本和在位平台已有的用户规模是新进平台进入市场的最大壁垒，而新进平台可以通过实施积极的差异化战略与兼容性战略缓解与在位平台的竞争强度，平台差异化会提高平台的收益水平，处于劣势地位的新进平台将偏好于完全兼容策略，逐渐减小与在位平台的差距，进而提升新进平台的定价优势与市场收益。

针对独播和联播两种网络视频产业链结构，考虑消费者的餍足效应，研究了内容商、广告商和视频平台关于内容分成单价、广告植入量和会员费的互动决策，分析了餍足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消费者餍足效应增大时，内容商越倾向于采取广告排斥型分成单价，各主体的均衡决策和均衡利润都减少，且两种播放模式下的内容分成单价、广告植入量、视频总播放量、内容商利润、广告商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差异都减小，但联播模式下在位平台的利润越可能比独播模式下的高。此外，忽视餍足效应将导致视频播放量、消费者剩余、广告商利润和平台利润降低，但内容商利润有可能增加。

竞争环境下迭代产品上市，产品需求受到包括上市时间和产品价格，消费者的跃级购买行为、重复购买行为，以及竞争对手的产品上市时间和产品定价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引入使得仿真建模与分析成为更加适合求解迭代产品上市时间和产品价格决策问题的方法论。通过构建研究问题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分析和求解了迭代产品的最佳上市时间和产品价格问题。研究中除了考虑竞争实力对等的市场环境以外，也对竞争实力不对等的市场环境下优势企业和劣势企业的最佳产品决策问题分别进行了仿真求解。仿真结果表明，迭代产品的提早上市虽然会引发蚕食效应，但依然能够提高企业的总收益。迭代产品上市后，上一代产品的降价销售虽然能够提高其产品销量，但是企业的总收益随之下降。更重要的是，提高产品广告、口碑的影响力，或者维系消费者参与口碑营销的热情，可以延缓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压力，提高迭代产品的市场售价，是提高企业总收益的最有效手段。

在不同渠道提供异质性产品是制造商缓解渠道冲突的有力举措。不同于较多文献关注制造商渠道差异化的供应策略，本文研究了零售商在接受异质性产品（尤其是低端产品）时的应对措施。考虑到零售商在渠道运营和信息获取方面的优势，首先在不同信息结构下研究了零售商与制造商双方的渠道销售决策，进而提出了零售商的最佳信息策略。研究发现：1）在销售环节，零售商借助先动优势能够策略性地影响直销行为。特别地，当直销渠道运营效率较低且潜在市场规模较小时，零售商将以订购量为信号引导制造商暂停直销。2）零售商的信息获取决策受到成本、产品异质性、直销渠道运营效率等多方面影响。通常而言，更低的信息获取成本、更低的产品异质性、适中的直销渠道运营效率将导致更高的信息获取动机。3）当基础产品质量较高或渠道间产品异质性较高时，零售商与制造商双方达成信息共享，此举可实现双渠道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本文为零售商应对上游差异化产品供应提供了参考建议，并为实现供应链信息透明和绩效改进提供了理论指导。

消费者的社会责任（SR）意识日增，但未必能为企业SR行为买单，因而企业SR投入可能无法换取可持续回报，有必要为企业SR实践探索有别于依赖消费者支付意愿的战略性驱动。为此，以集团采购模式为例，即两个竞争性制造商通过集团采购组织（GPO）实现采购合作，构建合作竞争下关注消费者利益的SR战略博弈模型，识别SR行为对运营决策的影响；基于博弈均衡，揭示集团采购对SR战略及其可持续性的影响，并提出集团采购的可持续价值创造路径。研究发现： 制造商履行SR能提升产量，有利于GPO和消费者，但仅在合作主导时对自身有利，而供应链与社会福利可能在SR水平适度时同时改进，也可能在SR水平过高时同时受损；合作与竞争失衡是制造商制定SR战略的决定性因素，制造商在竞争主导时因陷入“囚徒困境”而制定SR战略，而只有在合作主导时通过SR战略获利，并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相对于独立采购，集团采购既能因共享购买力而创造合作价值，也能因考虑SR战略而创造SR价值。特别地，当竞争强度和采购佣金较低时，还能因支持SR战略而产生社会效益。突出论证了集团采购与SR在可持续价值创造上的相互促进作用，并为SR实践提出新的战略性驱动力。

为驱动企业自发生态创新，探究环境规制政策的合理化边界，本文搭建政府、公众和企业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线性动态惩罚方案和非线性动态惩罚-补贴方案，利用响应曲面法求解非线性动态方案下二次项补贴函数的最优系数值。借助仿真工具与李雅普诺夫定理双重验证三个不同阶段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稳定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静态方案下企业自主采取生态创新的意愿随机性强，呈不稳定状态。（2）线性方案可促使系统稳定但非最优状态。（3）在非线性动态惩罚-补贴方案下系统可达到最优稳定状态，生态创新可持续发展。研究结论可为设计非线性动态激励政策提供参考。

为了促进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激励性宏观政策。在此基础上，全国多个省份的充电基础设施补贴政策相继落地，但做法不一，效果差异大。为了探究不同补贴方式的激励效果和政策调整的窗口条件，本研究在同时考虑充电基础设施建桩数量和服务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了多方动态博弈模型，并进行了求解分析和算例分析。研究发现：政府采取补贴策略要综合考虑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情况、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的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等因素。在电动汽车绿色效应不足、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运营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宜采用建设补贴；而在电动汽车绿色效应高、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运营能力强时采取运营补贴可以达到更优的补贴绩效。本研究为政府适时有效地调整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率，更好地促进电动汽车推广提供了参考意见。

增强城市关键基础设施韧性，提高其防范与应对诸多风险的能力，是维持经济稳定与社会安全的重要抓手。如何实现有限资源在不同系统设施之间以及不同阶段之间的优化配置将直接影响韧性提升效果。这涉及对所有可能或已受损设施组件，以及对事前防护与事后修复阶段进行资源配置决策。此外，多风险关联与多系统关联叠加诱发的多重关联增加了资源配置的难度。本文以韧性最大化为目标，将风险关联融合到风险情境、将系统关联集成到约束中，基于网络流理论构建了考虑多重关联的防护-修复资源配置两阶段随机规划模型。以H地区为例验证所建模型的有效性，制定了多种风险情境下的防护-修复资源配置方案，分析了在资源配置决策中考虑多重关联以及防护-修复相结合的必要性，并识别了资源投入在韧性提升中的边际递减效应。研究成果为多风险情境下多系统、多阶段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定量化的决策依据，有助于设施监管部门防范化解风险，进而支撑韧性城市的建设与运行。

本文将包含情绪函数的等级依赖期望效应（RDEU）理论运用到工业共生链内部企业减排演化博弈中，探究公众情绪因素影响工业共生链企业减排的微观作用机制。对四种异质情绪组合分别进行均衡性分析及数值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双方均处于理性状态时，公众会被动接受企业排污，企业会直接排污；当公众和企业都处于悲观情绪时，适度悲观的情绪使公众妥协接受的意愿增加，企业选择处理后共生的意愿也增加，但是，过度悲观则会不利于工业共生链企业的减排，乐观情绪下的策略选择则相反；当企业处于悲观情绪时，公众乐观情绪一定限度地加深增大了公众集体抗议的概率。最后，本文从情绪管理方面提出了引导社会情绪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地实现工业共生链企业减排。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长江大保护等国家战略的提出，大江大河水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大江大河水环境治理项目组合是实现生态效益、国家战略目标和企业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一般水环境治理不同，大江大河水环境治理项目组合的影响因素更多、更复杂，影响面更广，其生态效用和社会效益更加显著，项目组合实施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干扰程度也越大。因此，如何在保证生态效益、实现国家战略的前提下，提高治理企业经济收益的稳健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界定大江大河水环境治理项目组合鲁棒优化问题的基础上，根据大江大河水环境治理项目组合的特点，分析了大江大河水环境治理项目组合特点以及鲁棒性内涵、特征。其次，为了提升不确定环境下项目组合经济收益的稳健性，研究并构建了大江大河水环境治理项目组合鲁棒优化模型。最后，结合长江大保护JS一期项目，开展了案例分析，给出了对策建议，提出了管理启示。研究结果表明，该鲁棒优化模型能够在确保生态效用的同时，提高企业经济收益的稳健性，弥补了传统项目组合鲁棒优化模型注重考虑经济效益、较少考虑生态效用的不足。同时，管理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决策偏好，实现模型鲁棒性和解的鲁棒性之间的权衡。本文的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和治理企业识别、控制、评估影响大江大河水环境治理项目组合目标的因素提供依据。